我想這兩天最夯的話題一定就是清大學生陳為廷當面「指教」教育部長蔣偉寧的新聞，還有上個周末一個台大法律系的畢業生因為「22K」的薪水因而備感屈辱的消息，這兩個新聞事件，對於台灣的青年而言不只是壞消息，更是沉重的打擊。想要了解這些新聞事件，有很多管道可以知道，但我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這些憤怒因何而來!

我很喜歡六四民運人士王丹在他的臉書上的一段留言:

《聯合報》用兩版的篇幅修理學生，令人瞠目結舌。

整起事件中，學生的訴求，教育部的不當，都被放到其次；而所謂的“不禮貌”卻被無限擴大，這是典型的模糊焦點。新聞媒體在事情的重點上的選擇額，充分表現出了立場。

這是媒體病。

學生畢竟年輕，當然不可能像政客一樣圓滑老練。我們這個社會，為什麼對權力者那麼寬容，對於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青年人卻那麼苛刻？

這是社會病。

非常沉重的批判，王丹直接說我們社會病了!病得多沉重呢?一個社會議題就這樣被轉移焦點，「不禮貌」變成唯一的控訴，這個年輕的學生被形塑成一個口不擇言、語無倫次的莽漢，而雙手合十的蔣部長變成一個苦苦求饒的弱勢，這個事情發生在立法院，但事件的開端與教育何干?與清大何干?為什麼他們分別都要道歉，那群學生抗爭的對象不是教育部，也不是蔣部長，是那個很不透明的併購案。

這些憤怒的起因都是來自於「不公義」，就像王丹先生所說的我們的社會對於掌握權力者過度寬容，我們常常可以聽見企業人士對政府政策的批評，從產業政策到教育方針都有不少高見，但我們卻很少聽見來自底層的聲音，例如勞保的財務危機，我們聽過官員的解釋、名嘴的建議、甚至操盤手的自白，但我們從沒聽過900多萬正在繳勞保的勞工的聲音，為什麼?因為這群人日子苦到連聲音都發不出來，因為我們知道抗爭只會遇到鎮暴警察，不小被媒體拍到只會增加自己日後無限困擾，但我們不是「民主社會」嗎?怎麼會到現在都還有這種「白色恐怖」呢?

這是一種無力，一種對大環境悲觀的反動。

我想這個社會需要「對話」，那種深度的對話；需要「深度」，那種深入自由本體的內涵；需要明白在一個自由社會中，一個人有權自由地表達一切，但也正因如此，他就更需要有為「自由」負責的「能力」，不只是暢所欲言。那天在現場的都是「成年人」，我們需要學習的是「溝通的智慧」，而不是互相指責的「批鬥」，

不要讓文革的慘劇再一次發生在21世紀的中國人身上。